● 社会需求、利益驱动是商业预付卡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

　　● 从遏制腐败的源头来说，应考虑怎么去规范、限制权力

　　近日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央行等7部委联合制定的《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》，将人们的视线再一次聚焦在迅速发展中的预付卡市场。

　　预付卡，广义来讲，就是流通于市面上的各种购物卡。由于长期缺乏行业约束、规范机制，购物卡行业发展所引发的金融风险、灰色产业、公款消费乃至腐败等问题日益凸显。此次购物卡新规能够整顿市场，遏制腐败，社会各界意见不一。

 

　　27日15时，《法制日报》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北辰购物中心北苑店。

　　在6层的大客户接待中心，记者以为公司买卡的名义向服务中心的接待人员进行咨询。

　　据接待人员介绍，北辰购物中心北苑店有100元至10000元面额不等的购物卡，并向记者进行了展示。

　　“买3万元以上，可以有优惠。按照所买购物卡面额的1%直接返给你本人。”接待人员告诉记者。

　　“最近不是要求购买购物卡要实名吗？”记者问道。

　　“没事。”面对记者的问题，接待人员表现得很从容，“如果是使用支票付款才需要出示身份证，其他的用现金或信用卡刷卡支付，都不用出示身份证。”

　　“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与我们以前买卡没什么区别啊。”供职于北京一家物流公司，主要负责采购业务的陈沛对《法制日报》记者说，“到了逢年过节或者是有任何需要，我都会到这种大客户中心购买购物卡，多的时候一次性买10万元的卡，这就要看具体情况了。”

　　“我们这种物流公司送礼的对象主要是一些大客户，还有些需要打点的主管部门，这些人都是见过大世面的，以前没有购物卡的时候，我们还真感觉很纠结。”陈沛说，有购物卡后，送礼就变的很简单了，“一张小卡片，人家愿意怎么用就是人家的事情了，关键时候好办事”。

　　事实上，很多人都在为购物卡的“流行”尽着各种力量。

　　《法制日报》记者采访发现，在北京各大消费场所，手持面值几百元甚至上万元的购物卡消费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，除了资和信商通卡、雅酷卡、商联通这种由专业的第三方发卡机构发行的预付卡，还有王府井、百盛、新世界、家乐福、沃尔玛、物美等商场和超市自行发售的购物卡。

　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长安商场，以货物新鲜、质量上乘吸引了诸多顾客。

　　站在长安商场超市收款台旁边20分钟左右，《法制日报》记者注意到，在这里缴款的顾客里，90%的人都是使用各种购物卡。超市为了“方便”用卡顾客，在不同的缴款柜台前注明了此柜台可以用哪种购物卡缴款。

 

　　根据《2009年中国预付卡行业报告》显示，截至2009年底，国内流通领域预付卡的发卡资金规模达到人民币10925亿元，交易笔数17.5亿次，吸收沉淀资金约人民币397亿元。

　　预付卡一方面满足了消费便利的要求，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，而另一方面，随着发卡量的膨胀而引发的社会腐败现象，又使它饱受诟病。如何规范预付卡发行机构，一直以来都是非金融企业监管的难题。

　　“发卡的限制其实是从1993年就开始了。”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建顺对《法制日报》记者说，“过了10多年，预付卡的问题依然屡禁不止，也说明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社会需求而难以杜绝。预付卡的便利性是它存在的必要空间，而且预付卡还可以合理避税。同时，更需要注意的是，用预付卡行贿、送礼比较方便和隐秘。所以预付卡如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。广泛的社会需求、利益驱动是商业预付卡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所在。”

　　陈沛对《法制日报》记者提供了预付卡难以规范的另一个原由。“顾客购卡相当于提前支付了购物费用，商家可以提前获得大量资金，用于经营或者投资进行获利。同时，发放购物卡可以提高顾客占有率，从而实现盈利。”陈沛说。

　　此次，央行等7部委联合制定《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》，对规范购物卡市场做出了具体要求，得到不少好评。

　　“这次七部委联合发布管理意见，是很重要的观念更新的体现。因为以前三令五申的提出严禁发放代金券、预付卡，但是没有效果，而现在虽然只对发卡主体做了各种限定，但毕竟规定了需经过审批等程序才允许发放预付卡，这是一种疏导和规范。”杨建顺说。

　　“《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》的发布非常好，预付卡这两年已经成了新的贿赂形式。”著名反腐专家，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在接受《法制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说，“之前的治理措施针对的是公务用卡，那是给公务人员发卡消费。这次下发管理意见针对的是预付卡赠送行为，可以说是首次规定。”

　　但是，在欣喜之余，对于该规定的具体实施效果，社会各界褒贬不一。

　　“新规只对购卡人‘实名’，而不对用卡人‘实名’，将不记名商业预付卡面值定为1000元以下，很难取得实际效果。”在北京某医院工作的牛刚说，而且购卡人完全可以把以往的一张大额卡，变成多张1000元以下的卡，以此规避政策。

　　北京天虹超市的一名工作人员说，新政要求单位一次性购卡金额达5000元(含)以上或个人一次性购卡金额达5万元(含)以上的，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购买，不得使用现金。如果客户不愿意转账，可以分多笔用现金支付，“每笔都小于要求的数目不就得了”？

　　“这是从末梢治理腐败，商业购物卡是商业活动中的一种做法。从腐败角度上看，就是用预付卡的形式代替金钱的形式。现在送给个别负责人的，多用预付卡而不是用金钱，说白了还是权力、个人弹性的空间运用太大。”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在接受《法制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说，“从遏制腐败的源头来说，不是去限制预付卡，而是应考虑怎么去规范、限制权力。现在推行购物卡实名制可以说是舍本求末，所以我觉得效果不一定会好。此外，商业购物卡实名购买、消费是会造成一定运行成本的，治理腐败也需要考虑成本问题。”

 

　　对于围绕《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》的各种声音，杨建顺说，《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》的落实还需要一段时间，同时需要相关的具体落实的方法来予以支撑。

　　“靠一个意见就想把存在其中的腐败问题全部根治掉是很难的，这只能说是一种美好的愿望。”杨建顺说，意见出台后，有人质疑会有以大化小的逃避现象，这就需要在实际操作上考虑一些其他方式来加以具体规范。

　　杨建顺说，预付卡本身存在的便利性优势不应该被抹杀，“如果是对腐败现象加以遏制，那应该需要更高的法律依据，而不是仅仅靠这个管理意见试图达到这个目的”。

　　那么，应如何将遏制预付卡腐败落到实处？

　　对此，林喆认为需要执行两点。“第一，实名登记，预付卡消费时应该配备有显现系统。持卡人必须实名登记，还需要有身份证号码登记，像银行卡一样。比如，某人申请办卡要实名登记，将卡送给别人，接受卡的人在消费时拿不出购卡人的身份证，就必须拿出自己的身份证。购卡人在办卡时会留帐，而接受卡的人在消费时也会留帐，这样可以很容易查出两人的的关系。”林喆说，“购买卡实名登记，消费卡时如果显示不是持卡人，就要求出示身份证，就会有一个记录，而有的人不愿意留记录，可能暴露其受贿行为，这就能多少制止预付卡受贿行为的发生。这种做法对一般的朋友之间送卡没有什么影响，如果购物卡的买赠双方之间存在利益关系，被赠与者就会有心理负担，多少会有所考虑。”

　　此外，林喆认为，如果是单位买卡，应该有一个公示。比如单位这一年发了多少卡，所有收卡人的名字要张榜。之后，发卡单位应该到消费单位进行核对，这就是一个审计制度。如果赠送给别人，消费单位会显现卡被谁使用了。

　　“经过公示后，很多问题都能被暴露出来。如果没有这一系列制度的话，对购物卡的限制都是空话。”林喆说，“实名制的目的是要留下记录，留下痕迹便于追查，到了年终才可以形成对照，不然根本抓不住。对于数额上万元的预付卡必须实名制，而几百元的可以不采用实名制，虽然可能会存在办卡人多次办小额卡逃避实名制的现象，但如果对所有卡都进行实名制规定，这在无形中会增大社会运行的成本，而且操作起来很麻烦，也影响商业企业的利益。我们的目的就是不让受贿人这么顺当地拿到钱。”